北上广开始感到孤独了吗？国内城市面临大洗牌

介绍：

一二线城市的服务消费观念、工资/物价水平、政务服务、生活服务水平都或多或少地因为互联网的作用而被平滑，悄然影响着每个人在消费时代的选择。

作者 | 高文轩

新一轮的城市竞争正在兴起。不过，在这次大洗牌中，北上广深香港并不具备绝对优势。以前控制风雨的前线根本没有人把守，都被二线接管了。

数据显示，人才净流入前十名城市中，二线和准一线城市占据9席。越来越多的人“逃离北上广”，迁往杭州、长沙、成都、武汉、西安等“网红”城市。

虽然人才流动本来就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，但是有一点却让人非常关心。也就是“逃回北上广”的声音几乎已经听不到了——

2011年10月，“逃往北上广”的搜索指数高达1200，此后经历了多次小高峰。进入2017年之后，这个基调彻底下滑，一路下跌，长期处于平均线以下，并在今年8月创下8的历史新低。过去几波声势浩大的“逃亡”，往往是短时间内就失败了，大家都灰溜溜地跑回前线。从2018年开始，个人的居住选择不再以一线城市为主，国人心目中的天平发生了倾斜。

为什么现在大家都愿意留在二线，而不是逃回北上广？幕后发生了什么？

在消费时代，消费以及与消费相关的城市生活服务、基于消费和服务的观念和意识，是观察一个城市吸引力的最佳视角。

近年来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日益明显。从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来看，近三年来，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未低于58.2%，今年上半年达到78.5%。就像双11这个每年最大的“买买买”活动，它不仅仅关乎消费，还关乎生活服务质量的提升、产业升级、就业……在一定程度上，更真实地反映了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。和潜力已成为城市竞争力的重要方面。

11月12日凌晨，第十届天猫双11落下帷幕。数据出来后，各个城市的消费力一目了然。上海继续夺冠，杭州消费力已达到一线城市水平。

2018年天猫双11人均消费城市排名

2017年城市人均GDP排名

结合各城市GDP和人均收入数据可以发现，2017年GDP排名前十的城市与今年天猫双11交易额（GMV）排名前十的城市高度重合。还有一些“不正常”的数字：GDP排名第六的天津，GMV并没有进入前十，而GDP排名第11的南京，GMV却进入了前十。

杭州、成都、武汉、南京双11的GMV排名均优于GDP排名。合肥、郑州“双11”用电增速同比超35%。过去一年，这些城市也恰好是人们讨论“去不去”最多的城市。

这些人们想去的城市，有哪些特点让他们有信心超越北上广？曾经巨大的生活差距是如何消除的？

第一个正在缩小的差距是工资/物价水平。

近年来，一批“网红”城市强势崛起，动摇了原有的城市格局。

杭州不符合常理。在其他地方大力发展重化工、制造业的同时，杭州重点发展科技和金融，实现弯道超车。连G20峰会都选在这里……

贵阳市积极响应中央政府对脱贫攻坚的支持。以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和大规模投资为重点，跳过自身经济周期，提前进入下一轮。

随着国家经济版图的重组，跨国公司、金融寡头、工业巨头不断下移、向后方布局。

也许总部还在一线，研发部、营销部、生产部都已经搬到国外了。并且随着业务板块的扩大，各类子公司层出不穷，繁花似锦。

这种裂变的发生，导致二线城市的薪资职位竞争越来越激烈。华为数据中心落户贵阳，富士康落户郑州，戴尔数据中心落户成都。很多中层和基层工人的年薪直接高于一线工人。

虽然北京、上海、深圳在平均工资方面牢牢占据全国前三的位置，但二线城市也在迎头赶上，“准一线”城市即将出现。杭州8585元的价格已经超过老牌一线广州的8019元，宁波、东莞、南京等也在紧随其后。

而且考虑到物价和房价的水平，住在二线是非常划算的。月薪7500元，在上海简直就是浪费钱，做二线工人也很舒服。

除深圳外，人才净流入前十名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均较低。

长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。近十年来，它在历史进程中成功跻身中国“基建狂人”之列，并成功分享了几轮“大放水”的红利。当其他城市热衷炒房时，这里的人们却吃着玉米棒，沿着湘江漫步。

永恒的房价低迷和相对较好的薪资，让长沙近两年的人才净流入率位居全国第二。

十年前，城市对人们最重要的“拉力”也许是工资和收入。哪里工资高我就去哪里。

今天这个说法只能说对一半。除了薪资之外，还取决于性价比问题，即实际消费能力。在这方面，二线有很大的优势。

第二个正在缩小的差距是消费能力水平。

从今年双11的人均消费和2017年的人均GDP数据，我们可以看到一些二线城市非常有趣的特点。

上海和北京双11总成交额遥遥领先，达到百亿俱乐部，但人均成交额低于杭州。深圳2017年人均GDP位列全国第一，但双11人均成交额仅排名第四。

如果我们从更广阔的角度来看，将城市年度社会零售额与GDP进行比较，即消费能力与生产力或财富创造能力进行比较，我们也可以发现类似的结论：

深圳、苏州占比较低，杭州、南京、武汉、成都则较为均衡。在这些城市，老百姓“敢赚敢花”，实际消费能力水平不低于甚至优于老牌一线城市。

从更广阔的时间维度来看，二线城市的消费力早在成为“网红”之前就已经上升。

以成都、长沙为例。 2009年首届天猫双11活动期间，成都消费力勉强进入前十。到2012年，成为年度黑马，排名第四。长沙从2009年的第20位上升到2017年的第12位。

当你有钱（消费能力）时，你拿它来做什么？在消费能力的拉平基础上，就是生活服务的拉平。

过去，只要生活在“大城市”，即使是下层民众也能享受到上层民众的享受。一旦生活在“小城市”，即使你是上等人，也只能过着下等人的生活。虽然生活压力相对较小，但是有钱能花到哪里去呢？

这是因为传统零售模式下的生活服务有明显的地域分割——

计划经济时代，行政权力收割了农村和小城镇，把最好的东西留在了北京、上海、天津、沉阳、广州等大城市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友谊商店系统。

市场经济时代，一个城市的经济越发达，其消费能力就越强，人口就越多，从而构建更高层次的零售生态系统。典型的例子就是LV专卖店。

城市的层级就像一条尖锐的分界线，将各种生活服务要素区分开来。后来出现了电子商务，出现了淘宝。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消除一二线城市界限的互联网工具。

长沙的辣妹们打开淘宝，北京的稻香村，广州的陶然居，一线城市特有的味蕾享受即刻拥有。只要我愿意，我每天都可以做一个帝都人或者邪都人。

第一行有一些，第二行也有一些。第一行没有的，第二行也可以有。比如那些世界奢侈品牌刚刚推出的产品，还没有到达一线实体店，但已经通过天猫国际、小红书等邮寄到我家了。

从2003年淘宝的诞生，到近年来整个电商行业的全面发展，二线城市和一线城市的“商品”层面逐渐拉平。其次，还有更直接影响人们幸福感的“生活服务”。

便利以及高于便利的品质感决定了日常生活的幸福感。首先，高德地图、饿了么、滴滴、共享单车、优酷、淘票票等应用……解决的是衣食住行、吃喝玩乐的便利问题。过去几年，特别是2013年至今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，这些互联网生态系统所连接的服务深刻地改变了每个人的城市生活。

解决“便捷”之后的下一阶段必然是追求“品质”。这也是以往一线城市最难放弃的事情，但二线城市正在逐渐追赶甚至淘汰。

以今年最火的代表一线城市生活水平的盒马鲜生为例。尽管阿里巴巴选择了上海作为全国首家盒马鲜生店，但随后在二线城市的跟进速度远快于以往其他零售业态。今年4月底，盒马首家店在西安开业，距离盒马上海店正式开业仅一年多。目前盒马鲜生在西安有4家门店，数量与一线城市广州相同。

我们以“去商场”和“购买奢侈品”为例。以往最让年轻女孩向往一线城市的场景，如今在二线城市也屡见不鲜。以合肥为例，合肥银泰的奢侈品数量不亚于一线城市的高端购物中心。 2017年618促销期间销售额比2016年增长7倍。今年618促销期间，合肥银泰在前14天就接待了1800万顾客，相当于杭州总人口的两倍。

从一顿饭到高消费，在传统零售时代，一二线居民在衣食住行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风景。如今，全国各类手机应用都一样，达官贵人没有专属入口。互联网带来的迅速平等逐渐渗透到生活的更多领域。哪怕把身体放到二线，依然可以享受理想的生活。

但这只是“买买买”吗？事实上，消费的背后是生活质量和就业。西安，今年最为瞩目的网红城市，不仅作为“抖音之城”让人耳目一新，而且西安对人才的渴求。今年4月底，盒马首家店在西安开业前夕，一名盒马员工想定居西安。从提交信息、审核、邮寄仅用了13个小时。当互联网带来的新型服务业能够创造更多优质就业机会时，人才对二线城市的选择才能真正顺心如意。

正在缩小的第四个差距是政府服务水平，它极大地影响了生活的幸福感。

生命中不可避免的两件事是死亡和税收。每个人都要和政府打交道，政府服务的水平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作为“公民”的生活质量。

在互联网出现之前，很多人不愿意离开第一线，因为大城市已经处于后工业文明，而小城市似乎还处于农业文明。两种文明的差异，会给人一种普遍的鸿沟感——

一些小城市的草根执行者往往利用信息不对称的手段，趁势而出，迫使那些“逃离北上广”的人再次逃回来。

消费升级容易，降级难。一旦习惯了大城市的效率，就很难容忍小地方的臭脸了。

近年来，国家不断简政放权，运用互联网技术进行创新。缴纳水电费、办理五险一金、处理交通违章、医院挂号等，只需刷手机即可。一二级政务服务水平逐步趋同。

支付宝服务十周年数据显示，成都、杭州、合肥、南京、武汉、西安与北京、上海、广州、深圳一起入选首批“十大无差事城市”， 70%以上的主要业务均可网上办理。 2008年，上海人可以通过支付宝在线支付电费，全国迎来市政服务便捷时代。过去十年，特别是2014年以来，二线和准一线城市的政务服务取得了快速发展。杭州、郑州、武汉、衢州等城市甚至创造了多项全国第一。

根据标准研究院等机构的评价，就实体政务大厅而言，深圳、成都、广州、上海、杭州排名最好。但在网上政务大厅方面，贵阳、宁波、昆明、重庆等二线城市得分最高。

少跑腿、轻松办事对于人们来说非常重要，因为对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，还有什么比热脸冷屁股更尴尬的事情呢？

对此，二线互联网运营自救了。他们利用互联网，成功弯道“超车”。

在中国，城市蔑视链一直存在。鄙视链的重新洗牌不仅仅取决于工资、物价、消费能力和生活服务的拉平。在此基础上，观念意识的转变是人们“去哪儿”的最初冲动，也是“留哪儿”的最后堡垒。

北京人把南方人看成老百姓，广州人把北方人看成穷人，上海人把外地人看成乡下人。多少年轻人辛苦劳作，只为在这里得到一本薄薄的户口簿。

昔日，矗立在中国金字塔顶端的一线城市，就像日夜运转的水泵，吸吸着数百万小镇年轻人的魂魄，让他们着迷。

这背后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那就是生活在一线大城市确实比二线城市舒服很多。只有生活在第一线，才能享受那个时代最便捷、最时尚、最有趣的生活。

比如，20世纪80年代初，老光是国内最西化的团体之一。这里的广州友谊商店破天荒地打开了神秘的大门，让公众可以自由进出。

本来，这里的特殊气息很浓，只对外宾、华侨或者有权有势的亲戚开放。门卫将所有“中国面孔”挡住。

现在，老人们已经直接晋升到了上层阶级。他们推着手推车在超市里走来走去，评论人头马、万宝路、雀巢咖啡等外国产品。选好后，推到收银台，由电脑计算结算价格。没有必要去超市。柜台“一手付钱，一手送货”。

天津、南京的人都没有这样的待遇，更何况是边远小县城。在广州以外的地方，普通人从未见过这些稀有物品。

几年前也是如此。在上海打车的话，两分钟就可以打到，而且不用争论要不要打表。在山东某城市，夏天人们不愿意打开出租车空调。不想搭车？好吧，就在路边等公交车吧。别想不到半个小时就来。

一个是上帝，一个是孙子。这就是不同城市生活的差异。现在，大家都愿意去二线城市生活。唯一的可能是，一二线城市在物质生活上的巨大差距，以及与之相关的意识差距，已经慢慢被消除了。

这个过程涉及社会、政府、企业三个维度。而现在的状态，不断的刺激着这三个角色的改变。

工资、物价、消费能力、生活服务、政府服务……从2018年开始，个人的居住选择将不再基于线性城市理论。

说到这里，或许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感谢互联网。

去年常住人口增幅最大的城市不是深圳、广州，而是西安

GDP、人均存款这些硬性指标都可以抛开。无论是“吸引人”还是“留住人”，一线都不再傲视整个世界。

工业时代，城市生活只有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，才能变得便捷高效。在数字时代，游戏规则已经改变。互联网连接着所有人、万物，并通过大数据进行重新配置，让链条更短、层次更平坦、平等带来更多可能性和突破。

过去，人以城市为中心，现在，城市以人为中心。

伴随着这一趋势，未来中国的城市格局也将迎来新一轮洗牌。尤其是在北京赶人、上海减肥、广州退路的背景下，西安、杭州、成都、长沙等城市将引领二线阵营逆势而上。

类似的一幕也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朝代。

隋唐时期，淮安、扬州、苏州、杭州并称为四大名城，商品经济尤为发达。每到赶集的日子，达官贵人都会坐在茶馆里，吃着最精致的小吃，观看着最精彩的杂技表演。这是非常愉快的。中原的浪漫人士无不向往江南这个地方。他们的崛起对当时的一线城市长安、洛阳产生了强烈的影响。

隋唐盛世时期，长安并不是唯一的选择。今天的中国也是如此。 2018年开始，“逃回北上广”告一段落。